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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報》:多途徑探尋《史記》文學特質及其接受方式

  編輯:      發佈時間:2020-10-15 08:40:18     部門:黨委宣傳部    

10月12日,《中國社會科學報》在第6版整版刊登了我校文學院的相關研究文章,3篇文章從詠史懷古詞、《史記》選本和評點等方面論述問題,對於我們深入認識《史記》文學特質及其傳播接受方式具有積極意義。

原來名稱也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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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如下:

多途徑探尋《史記》文學特質及其接受方式

編者按:《史記》既是中國史學鉅著,也是文學經典。從漢魏六朝開始,《史記》的文學特點逐漸被認識。唐代的古文運動使《史記》的文學地位得以奠定。此後,《史記》的文學特質被不斷挖掘,並以不同的形式傳播,引發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從大文學角度入手,全面收集整理與《史記》文學研究相關的資料,並將在此基礎上形成系統的中外《史記》文學研究史。本期刊發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的相關研究,3篇文章從詠史懷古詞、《史記》選本和評點等方面論述問題,對於我們深入認識《史記》文學特質及其傳播接受方式具有積極意義。


《史記》的特殊接受—— 詠史懷古詞

作者:趙望秦

詞產生於中晚唐,這一文體在當時被視為豔科,但還是有人藉以詠史,這在詠史體裁上是一種創舉。在唐代文人詞作中,很少有以歷史人事和遺蹟為題材創作的詠史懷古詞,民間曲子詞中倒是有例可循。如敦煌曲子詞﹝定風波﹞即以《史記》中的張良和項羽作為吟詠對象。五代詞人薛昭藴﹝浣溪沙﹞、齊己﹝楊柳枝﹞分別吟詠吳王、越王的遺蹟。

宋詞的創作突破了詞為豔科的傳統觀念,創作題材和表現內容大為擴展,這也體現在詠史懷古詞的創作上,數量、質量都遠超唐五代。宋代詞人詠及《史記》某人或某事的作品頗多,而程珌則是唯一以《史記》為題而作詠史懷古詞的人,其﹝沁園春﹞《讀〈史記〉有感》中所寫的《史記》人物有秦越人、宋元王、孔子以及司馬遷等人。詞中通過比較這些人物的生平事蹟,感嘆命運幸與不幸全不由自己掌握。詞人借讀《史記》這部發憤之作,以抒牢騷之情,發不平之氣,寓憂患之意。詞人劉潛﹝六州歌頭﹞、汪宗臣﹝酹江月﹞與黎庭瑞﹝大江東去﹞俱題《項羽廟》,雖有英雄末路的感嘆,但在情感色調上一反傳統,只是描寫了他的一生,並未傾注同情,甚至有貶詞:“堪鄙猴冠,自為狼藉”“膽寒垓下,一鞭東竄伏矣”。這在項羽的藝術形象演進史上是一個不小的變化。李綱以﹝水龍吟﹞﹝念奴嬌﹞﹝喜遷鶯﹞﹝雨霖鈴﹞吟詠前代帝王,其中有兩位就是《史記》中的著名人物漢高祖和漢武帝,借古鑑今、以史諷世。詞人辛棄疾矢志抗金而力圖恢復中原,但其一生壯志難酬,這在“夜讀《李廣傳》不能寐”而作﹝八聲甘州﹞一詞中最為鮮明地體現出來。作者以古鑑今,從李廣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與其説是吟詠古人、訴説往事,不如説是描寫今人、慨嘆現世,古事今情,融合無痕。

明代詞人李泛吟詠的﹝酹江月﹞《漢王陵》詞,採用了傳體詠史的寫法,敍述了劉邦的一生,這種寫法在詠史懷古詩中常用,但在詠史懷古詞中很少使用;與詠史詩創作祖師班固的《詠史》似相彷彿,曲終奏雅,在大量敍事之末略表感慨之情。而毛瑩﹝臨江仙﹞《詠史》,聚焦在一把火上。上片寫秦之亡乃因秦始皇對千年古書付之“一炬”而“無遺”,下片寫楚之亡乃因項羽對咸陽城也放一把“火”而“三月”不熄。“秦項同歸”,即秦始皇與項羽所為雖殊途而最終同歸於滅亡。清代文學創作的最大特點是集大成現象,詠史懷古詞也不例外,作者之多、作品之多、內容反映之多元、藝術表現之多樣,都是空前的。其中涉及《史記》的詠史懷古詞在數量上就超過了以前各代的總和。何採的《詠虞美人草》注意到了史事中的一個細節:“馬遷不記虞兮死”。既然史家沒有記載虞姬殉情而死,自然不能流芳青史。但這並不妨以“芳草為青史”,“要之虞也幾曾亡,試看情繫萬意芯萬年香”,填補了史籍上記述的缺憾。全詞以虞美人花草的清香優美、貞潔不羣的身影烘托映襯虞姬柔情似水、純情不渝的形象,從而昇華出“何處識英雄,博得美人心死楚歌中”的主題思想。曹貞吉先以﹝百字令﹞詞調創作五首《詠史》詞,再以﹝風流子﹞詞調創作四首“懷古”詞,而後就有另一詞人黃垍分別以同樣的詞調創作六首“懷古”詞和六首《詠史》詞。同時用一組詠史詞和一組懷古詞進行唱和,比較少見,所用史事素材頗為相似,多取自《史記》。曹作有四首,黃作有八首,反映出清代詞人接受《史記》的普遍程度。後人對失敗英雄項羽多持同情態度,至宋代雖有詞人轉變了態度,但尚未徹底否定。清代詞人顧彩在以﹝賀新郎﹞為調的《烏江弔古》詞作中,完全改變了這種歷時千餘年的評價定式,徹底否定其失人才、失人心的所作所為:“問重瞳、英雄如此,天亡何故。有一范增不能用,何況當年信布”“把懷王、江心擊殺,失其根據”“真難向、江東回顧。縱使渡人兼渡馬,料重興、霸業非朝暮”。周廷諤﹝蝶戀花﹞十首詞吟詠歷史上十位女性,其六為《戚夫人》。詞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從陰謀奪儲到變成人彘的前因後果。孔傳鐸也用一首﹝戚氏﹞長調慢詞詠劉邦寵姬戚夫人,以傳體詠史的創作手法,高度概括了劉邦與呂后及戚夫人之間的情感糾葛,不着議論,由讀者從吟詠中去體味是非,呈現出裁剪史事的傳體詠史特點。汪懋麟有以﹝滿江紅﹞為調、《讀〈貨殖傳〉戲作》為題之作,專以《貨殖列傳》作為吟詠對象,在詞史上甚為鮮見。由此詞可見清代文學家不僅喜讀《史記》,且閲之頗細,吟詠贊嘆,遍及各個篇目。

在古代詠史懷古詞創作中,有一種比較特殊的作品,就其題材而言屬於詠物,就其內容而言則屬於詠史,即詠物與詠史兼融無間,合而為一。此類作品最常見的是以西施菊、虞美人花、太真菊、楊妃山茶等植物為題,尤以賦寫、吟詠“虞美人花”的為多。明末詞人卓人月以﹝虞美人﹞和﹝虞美人影﹞二調賦寫的兩組詞比較突出。此類題材的創作,歷來多為單篇作品,而卓人月的這兩組詞,不僅是聯章組詞,而且每組都多達十首。其中詠及的古人古事多出自《史記》,主角是虞姬和項羽,其他還有劉邦、呂后、范蠡、田橫、伯夷叔齊,乃至將舜帝與娥皇、女英也寫進來,以比擬虞美人花的形態姿影。清初詞人吳景旭的一組十首﹝虞美人﹞詞,題為《戲為虞美人草自述,亦本意之遺》。首以虞美人草的“根由”引出秦始皇南巡燒山並賜死太子扶蘇而“拔本”,語意雙關,從而“惹得木竿爭起劉項來”。次以項羽與劉邦的所作所為譬喻虞美人草的生性、姿態、色彩、形影,並賦予人的情感,在或草或人的交互遞進的吟唱詠歎中,貫穿着楚漢戰爭始終,意味深長。

詞人接受《史記》而創作詠史懷古詞,是《史記》接受的一種特殊形式,這對研究《史記》及其人物變遷史有着重要的文學史和文獻學價值。同時,這些詠史懷古詞作為《史記》的接受性成果,對研究詠史懷古詞與歷史學的互動關係有着顯著的學術意義。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13&ZD1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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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班馬異同評》對《百大家評註〈史記〉》的影響

作者:王曉鵑

《漢書》中有四篇紀、六篇表、三篇書和四十篇傳,是依據《史記》改寫而成。通過對比《史記》與《漢書》的對應篇目,南宋學者倪思編纂出《班馬異同》。在此基礎上,劉辰翁又加以評點,辨別優劣。後人將倪思《班馬異同》與劉辰翁評語合刻,稱之為《班馬異同評》,此書對《史記》的文學特質有較多挖掘。《百大家評註〈史記〉》由明代朱之蕃和湯賓尹二人編輯校正而成,彙集了歷史上84位學者對《史記》的相關評論,內容宏博,引論豐富。在細讀文本的過程中,筆者發現,《百大家評註〈史記〉》中所收50餘位學者的近百條評語,實際上來自《班馬異同評》,這些評語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

第一種,《百大家評註〈史記〉》所載評語與《班馬異同評》完全相同。這類評語,涉及人物事件、典章制度、風土習俗、句意文法等內容,有二十餘條。例如,許國評價項羽擊殺宋義以及破釜沉舟等事件時説:“梁死立羽,復奪其權他屬,然殺上將軍,得上將軍軍中耳目,固自不同。以此沉舟誓眾,非無本末者,後人效為之,非也。”在《張耳陳餘列傳》中,有養卒謝舍中、李良殺趙王姊、襲邯鄲和走歸章邯等系列事件。胡廣認為充滿戲劇性:“傳常患無奇,此‘養卒’甚奇。又道逢趙王姊,又出秦間,復何疊疊也。”在《淮陰侯列傳》中,辯才無雙的謀士蒯通採用張耳與陳餘、文種和勾踐之事陳説利害,勸説韓信認清形勢,三分天下。王世貞評道:“逼似《國策》。”此類評語實際上都來自劉辰翁。

第二種,《百大家評註〈史記〉》化用《班馬異同評》多達七十餘處。整體而言,有三種形式:一是節取了劉辰翁評語的主體部分。如在對酷吏趙禹進行描述時,王世貞選取了劉辰翁“‘見文法輒取’,最見老吏情狀,寫得面目具”的前半句,把趙禹看見法律條文就採用的“老吏”形象刻畫得惟妙惟肖。再如孫繼皋評價酈食其説:“此數言益見酈生,疏落不檢,有志亙成,輕死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索然以終。”此説刪除了劉辰翁評語中酈食其回絕齊王田廣的話語,採納了劉氏的主要論斷。二是對劉辰翁評語進行了擴充。如,針對司馬相如之讚語,全天敍評道:“‘揚雄以為’至‘不已虧乎’,系《漢書》讚語,後人混入於此。”又評:“按揚雄後於子長,其為班氏所增無疑。”全天敍認為揚雄等28字,是後人誤將《漢書》讚語混入《史記》,太史公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評價揚雄的,否則與史實相悖。這無疑是對劉辰翁“‘揚雄’字以下,班氏之詞也”的引申和肯定。再如,針對淮南王劉安叛亂一事,徐顯卿評道:“淮南不軌之謀,實由蚡有一啓之,小人之能禍人國如此。”一針見血地説出武安侯田蚡實際上是淮南王謀反的始作俑者,而實際上此條評語來自劉辰翁“淮南逆節,萌于田蚡”一語。三是保留了劉辰翁評語的主要觀點。如,針對韓嫣之死,全天敍評道:“法有所不容曲,故以天子之私暱,而不能庇一韓嫣也。”僅從“私暱”“庇”等字詞,也不難看出全天敍對劉辰翁“江都語怒甚,武帝以寵殺嫣”這一觀點的認同和對韓嫣之死的某種同情。

除上述幾位外,《百大家評註〈史記〉》中的宋濂、王鏊、章懋、羅倫、馮夢楨、蘇濬、沈一貫、董份、唐文獻、郭正域、陳於陛、鄒德溥、温託齋、方孝孺、蕭雲舉、趙用賢、瞿景淳、丘濬、王錫爵、嚴嵩、楊守陳、蔡昂、方從哲、黃志清、申時行、沈懋學、黃洪憲、馮夢楨、李大武、黃洪憲、湯賓尹、徐顯卿、李賢、陸可教、朱國祚、李廷機、翁正春、張位、陸燦、王直等明代知名文士,都曾直接引用或化用《班馬異同評》,少則一條,多則三四條。朱之蕃本人也有兩條評語與劉辰翁相似,其在《魏其武安侯列傳》中評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此條與劉辰翁所評完全一致。其在《佞幸列傳》中雲:“文帝做一露台惜百金,而賞賜通不惜十鉅萬,亦異也。”劉辰翁原評為:“文帝,恭儉主也,露台至惜百金,曰‘中人之產’,曰‘為天下守財’,獨賜通累數十鉅萬,又予銅山為私鑄,何嗜好之至此也?當時功臣名將,未聞有數勸賞眷顧萬一者。”仔細揣摩,不難看出朱之蕃這一觀點也源自劉辰翁。

還可注意的是,明代凌稚隆《史記評林》中,凌約言、李應禎、楊循吉、陳沂、楊慎、王韋、馬汝驥等明代其他著名文人,也曾多次使用劉辰翁評語。尤其是楊慎,引用劉辰翁評語更是多達三十四條。由此可見,終明一代,文人在評點《史記》時引用劉辰翁評語已是普遍現象。

筆者認為,《班馬異同評》在明代被廣泛引用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五點:一是在復古思潮的影響下,明人表現出對前代經典的極度尊崇,《史記》和《漢書》是明人作文的榜樣,而《班馬異同評》也成了輔助讀物。二是在商品經濟發展、印刷術進步、科舉考試需要等多種社會因素的綜合影響下,《史記》得以迅速傳播,為文人閲讀創造了條件,也為《班馬異同評》的流傳奠定了基礎。三是明代中後期,評點之風盛行,如何孟春、董份、王鏊、凌約言、王維楨、楊慎、唐順之、歸有光、茅坤、王慎中、鍾惺等人都曾有評抄《史記》的著作,並以此宣揚自己的文學主張,也在客觀上促進了《班馬異同評》的流傳。四是與劉辰翁在評點史上的重要地位有關。劉辰翁是宋元之際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和評論家,曾對《大戴禮記》《越絕書》《老子道德經》《荀子》《莊子》《世説新語》《班馬異同》等典籍和杜甫、王維、李賀、韋應物、孟浩然等人的詩歌做過評點,對後世產生了較大影響,明人視其為旗幟,自可理解。五是如楊士奇所説“觀其評論批點,臻極精妙”,即劉辰翁評語準確、精妙,韻味無窮,以至後人輾轉引用,愛不釋手。但無論《班馬異同評》還是《百大家評註〈史記〉》,這些評點著作的廣泛流傳,對於《史記》的文學傳播都具有積極意義。人們通過這些評點,更深入地認識了《史記》的文學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13&ZD1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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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論文》 在《史記》 評點史上的地位

作者:劉彥青

評點是《史記》文學經典化歷程中的重要途徑,這種源於宋人讀書法的文學批評方式在明清時期被廣泛運用於各類典籍,逐漸成為傳統學術研究的主要方式之一。在《史記》評點史方面,清代吳見思的《史記論文》具有集大成的地位和承前啓後的意義。該書採用評點的方式,以“文”為着眼點,對《史記》進行了具象闡釋。

《史記論文》首刊於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此前,宋明學者已採用評點的方式對《史記》進行研究,出現了大量的《史記》評點著作。在繁盛的評點背景下,具有集評性質的《史記》評本陸續出現,其中凌稚隆的《史記評林》最具代表性,影響也最為廣泛。該書收集了歷代150家對《史記》的評論,故亦有《百五十家評〈史記〉》之名。然《史記評林》本身的匯評性質使得相關評點眼界並未從整體結構上對《史記》進行統籌,儘管有凌稚隆等人的按語,然多針對前人評點而言,其資料彙編價值勝於文本研究價值。《史記評林》之外,雖也有系統的《史記》全文評點本,然多廣涉考據、註疏,並非專以“論文”為務,且多寓於一家之見。至《史記論文》始廣採前人成果,統籌《史記》全文,專從文法角度進行評點,集歷代《史記》文學研究之大成。

受唐宋古文運動及明代復古運動影響,宋明以來的《史記》評點多集中於文章學角度。《史記論文》的集大成性質首先體現在對《史記》從章法、句法到字法不同層面內容的發掘。吳見思在《五帝本紀》總評:“《史記》一書,以參差錯落、穿插變化為奇,而筆法句法絕無一律。”章法是《史記論文》分析的主要內容,吳見思認為“史公做傳,無不有線索貫穿”,故而多着眼於綱目、層次、收束的章法結構探究行文脈絡。如《殷本紀》總評:“《殷本紀》以‘興衰’二字作眼目,中以五興五衰、一起一伏,經緯通篇,中則簡質明晰,收束淨盡,無瑕可指,亦是一篇好文字。”基於文本細讀,吳見思分析出了順序、倒序、夾序、倒插、補序、往復迴環、直筆、迴護、追頂、縱挽、提綱、反振、簡括、借主映客、借客形主等數十種文法。句法上,吳見思認為《史記》“句法有連數句而一斷者,有一句一斷者,有衍為十餘字者,有促為一二字者”。他區分長、短、疊、倒、散、單、排、宕、變等不同句子。如《秦始皇本紀》夾評:“只數長句,法簡而事盡”;《呂太后本紀》夾評:“短句促節,寫其忙亂”。在字法上,分析到實詞與虛詞的不同價值。對實詞,吳見思分析其表達效果。《項羽本紀》中“逢迎楚軍”夾評曰,“‘逢迎’二字寫得風雨有意”,並多以“奇”“峭”等字讚譽。對虛詞,他關注到“乃”“則”“但”“而”等連詞的句法承接價值,如《張耳陳餘列傳》夾評:“‘乃使’‘乃敢’‘乃得’寫出繁難、寫出僥倖”;也認識到“蓋”“矣”“者”“也”等語氣詞的表達意義,如《封禪書》總評:“篇中用字用句,有‘若’者、‘雲’者、‘蓋’者、‘焉’者、‘或曰’者,具冷語微詞,意在字句之外,而又不尖利露鋒。”還有如《田敬仲完世家》夾評“卿音腔,京音姜,古韻葉”這類涉及音韻的評説。從章法、句法到字法,《史記論文》已基本建立起《史記》文章學的完整體系。因其評點既包含具有理論性的總批,又有隨文性的夾批和大量提示功用的圈點符號,使得這種評點分析具有很強的實踐價值。

文章學外,歷代學者對《史記》中的小説因素偶有認識,宋代劉辰翁評《司馬相如列傳》“相如歸而家貧”曰“本是一段小説”。清初金聖嘆評《水滸傳》中多有對《史記》小説因素的分析。吳見思很大程度上承續金聖嘆,進而以小説眼界評《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總評:“史公寫文君一段,濃纖宛轉,為唐人傳奇小説之祖”;《封禪書》夾評:“引其人引其冢,説得活像,今小説家每祖其法”。這種承續具體表現為對《史記》虛構與寫人藝術的發掘。金聖嘆曰:“《史記》是以文運事,《水滸》是因文生事。”吳見思也從文與事的角度出發,《日者列傳》總評:“《史記》俱借事行文,此獨是司馬公憑空幻出一人,造出一篇文字罵當日士大夫。故迴環轉折,極為盡意。”《滑稽列傳》對“王下令日,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夾評:“豈真有此事,聊為優孟做襯耳。”可見吳見思認識到《史記》“因文生事”的虛構性一面。不僅如此,在人物塑造方面,金聖嘆曰:“《水滸傳》並無之乎者也等字,一樣人便還他一樣説話。”吳見思評《史記》既把握住了人物語言的個性化,如《齊悼惠王世家》總評:“太后嫁女一段,紀太后語、徐甲語、漢太后語,語雖不多,極摹擬之妙”,又認識到人物語言的場合變化,如《趙世家》夾評:“胡服之議説第一遍,語意簡陗,點首會意,是親臣密謀語”;“胡服之議説第三遍,語簡節緊,是大臣坐論語”;“胡服之議説第四遍,悠揚和緩,令人易入,是對至親之語”;“胡服之議説第六遍,議嚴而正,詞峭而勁,是對羣臣語。一遍是一種語氣,一種文法。”另外,吳見思還分析了《史記》人物塑造的多角度性,如《李將軍列傳》總評:“吾猶愛其以李將軍行軍方略,於程不識口中序出;廣之為人,反從射虎帶下;而其不侯殺降事,偶在王朔燕語點明。錯綜變化,純用天機,有意無意之間,令人莫測。”這些在前代《史記》評點中很少涉及的內容,在《史記論文》中被予以重視。

如果説《史記論文》文章學的成就是基於宋明以來對《史記》文章學價值的整體認識,那麼其對《史記》虛構、寫人等藝術的分析則建立在明代以來繁盛的小説批評與實踐基礎上。吳見思將二者結合,在《史記論文》中系統而又具象地分析出來,從而相對完整地發掘出《史記》的文學價值。《史記論文》在後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對章法、句法、字法的分析影響了清代桐城派的“義法”理論,清代高塘的《史記鈔》、程餘慶的《史記集説》以及日本井範平的《補標史記評林》等對其多有采錄,近代李景星的《史記評議》更是根據此書發揮而成。綜上,《史記論文》在《史記》評點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價值。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中外《史記》文學研究資料整理與研究”(13&ZD111)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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